“外卖上锁”仍是少数
中午时分，天津市南开区某商业广场上，停放着数十辆骑手专用电动车，陆续有外卖小哥从商场里出来，拎着包装好的餐饮，匆匆返回自己的车旁，放入保温箱内，骑车穿梭而去。
正值用餐高峰，短短几分钟内，便有十几份餐饮外卖从这里送出。记者发现，在这些外卖包装的封口处，仅有三四个贴有“食安封签”字样的胶条，个别封条上有商家标识，多数则采用订书钉、透明胶带等简易方式，或者直接将塑料袋口系上。
外卖小哥李友从事外卖配送已有5年，他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使用“食安封签”的商家在增多，但仍然只占少数，且五花八门，政府和外卖平台都没有强制规定，全凭商家自觉。
“食安封签”是为保障外卖配送环节的食品安全，防止外送餐食外包装在运送过程中被人为拆启或意外破坏而采取的一次性封口包装件，具备拆启后无法恢复原状、无法重复使用的功能。使用订书钉、透明胶带等简易封口则达不到这一标准。
今年以来，多地消协陆续开始推广“食安封签”。4月，京津冀三地消费者协会组织联合向外卖餐饮服务企业发出推广使用“食安封签”倡议。天津市消费者协会相关负责人称，此前曾免费向餐饮企业赠送一批封签，“但没有后续动作”。
记者随机走访并在外卖平台上联系了一些提供外卖配送服务的商家，多数店主表示知晓“食安封签”，但并未付诸应用。也有少数商家表示，出于食品安全和避免纠纷的考虑，早在几年前便开始自行制作封签并坚持使用。
谁牵头？谁出钱？谁监管？
记者采访发现，推广“食安封签”之所以进展缓慢，主要是因为有三大疑问困扰着餐饮从业者们。
——谁牵头？采访发现，很多餐饮商户对使用“食安封签”持欢迎态度，但因不了解或不知怎么用，仍在等待相关部门的指导。
“‘食安封签’不仅让消费者放心，也能为我们加上一道保险，避免打包或配送环节菜品、餐具遗失带来的纠纷。”位于天津市河西区的餐饮业个体户石凤跃说，“有封签是好，但是具体有什么要求，比如是统一发放还是自行制作或购买、上哪儿买，我们还不了解。”在一系列疑问之下，他迟迟没有行动。
天津大学法学院院长孙佑海认为，“食安封签”需要具有一定标准，要与普通的胶带有所区别，最好加上商家的标识。如果只是比透明胶带多印几个字，效果将大打折扣。
——谁出钱？记者在某电商平台上搜索发现，“食安封签”是近期的热销品，销量排名前三的几款均月售过万单，通用款平均每贴1.5分钱，定制款则价格翻倍。多位商家表示，一个签不起眼，积少成多，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天津市餐饮行业协会会长李家津表示，疫情发生以来，餐饮企业普遍经营困难，每增加一项额外成本都容易引发商家的抵触情绪，而外卖平台也是寸步不让。因此，这笔钱由谁出，恐一时难有定论。
——谁监管？上海澄明则正(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慧磊说，目前来看，推广使用“食安封签”主要是行业倡议或地方性法规，一般不具有强制效力，是否执行全依赖商家的自觉。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食安封签”只有真正实现普及应用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行业监管不可或缺。目前，对外卖商家具备约束能力的是市场监管部门和外卖平台企业，如何科学有效地履行其监督职责是其中关键。
“舌尖上的安全”需多方守护
专家表示，为早日破解“食安封签”推广落地中的阻碍，需从制度、宣传等多方面入手，明确各方责任义务，守护好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统筹平台与商户需求，尽可能降低商户成本。刘慧磊建议，管理部门可做好前期统筹，充分征求平台企业及商户意见，就封签的形制、采购价格等方面做好协调工作，不给商户增加过多负担。孙佑海说，地方政府还可与当地餐饮协会等机构共同完善实施细则等，赋予“食安封签”更多约束力和执行力，营造餐饮企业主动选择封签的经营风气。
“奖惩结合”明确制度标准。天津鼎祥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夏春广建议，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借鉴团餐行业标准和规范，要求商家使用“食安封签”，附上制作出餐时间等信息，并建立监管、抽查制度，加强餐品安全保障。李家津认为，外卖平台企业作为合作方，宜多推出鼓励性举措，如对使用“食安封签”的商家给予“食安”标识、适当降低佣金等，势必将起到显著效果。
加强消费者宣传引导，提升安全意识。孙佑海表示，政府部门、消费者协会应呼吁广大消费者提升食品安全意识和法律意识，购买外卖时主动选择有“食安封签”的商家，营造消费者主动维护自身权益的行业环境，从而倒逼餐饮外卖商家普及使用“食安封签”。